随后，我立刻从北戴河疾驰回北京。并当晚着手联系中科院和社科院的相关人员。当时，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刚成立不久，已经有了大约100人。

　　与此同时，中央刚成立的749局也参加了这项任务。我从中抽出了15人，组建了一个调查小组，其中包括陕西的王小娟、北京的王新、张瑶、张芳、闫莉等人，以及中国国情调查研究中心1749信箱的其他成员，这些人都非常精干，年轻且经验丰富，他们已经与我合作过多年，写书对他们来说得心应手。

　　第二天上班时，我告诉了他们要写一本书的任务，他们即刻回去准备。下午2点，我们从中南海西院出发。随后，团队向财政部申请了200万的写作经费。尽管经费尚未到帐，但我已经带着15人的团队，天不亮就乘着中南海的奥迪车、日本的三菱面包越野车和依维克17座面包车，沿着中国的所有边境城市开始调研。我们的调查小组几乎走遍了全球大半地区，我们不仅探访了中国的边境地区，还前往了其他国家，逐一考察了那些守护着国家安宁的边陲之地。

　　首站，我们抵达了新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新疆建设兵团司令张庆黎及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深入了解了当地的稳定与发展情况。新疆的祥和与团结景象，让我深感欣慰，这也为后续的调研奠定了良好的基调。

　　随后，我们北上内蒙古，受到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布赫、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布小林的大力支持下。在广袤的草原上，我和团队深入各地，从二连浩特进入外蒙古。紧接着，调研小组又北上黑龙江，从黑河至漠河海参崴，沿途考察了边疆的稳固与人民的安居乐业。自漠河出发，我们跨越国界，进入了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开始深入考察这些国家。泰国、缅甸以及苏联的访问，进一步拓宽了我们的视野。

　　我们一行考察人员还前往了哈萨克斯坦。之后，南下越南，并再次进入柬埔寨金边，深入了解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这一路上，我们见证了边疆的稳固与繁荣，也深切感受到了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渴望。

　　然而，我得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心肌炎，疾病迫使我们中断行程，需要返回北京接受治疗。在病床上，我依然心系边疆，思考着如何将所见所闻转化为对国家有益的建议。

　　当我撰写并发表《中国边关忧患录》之时，我人已在美国。这部作品已由陕西一家出版社出版，且初版的2000册在短时间内即被抢购一空。